路易斯·布兰代斯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勃兴
薛永生作者简介：薛永生，男，江苏高邮人，历史学博士，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王耀明，男，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彼岸一俄国犹太人移居美国研究(1881—1920)”(18FSS015)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专题“世界史研究”。
摘 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产物。1881年后随着俄国犹太人移民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露岀端倪，但由于犹太教改革派信仰的抗拒，其发展相当缓慢。路易斯·布兰代斯自1914年开始出面领导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施监管和改造，深度参与《贝尔福宣言》的制定与发布过程，使低谷中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迎来重大转机。布兰代斯在短短4年时间内，不仅改变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走向，使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种边缘性的、小团体性质的运动发展成一种令人瞩目的社会政治运动，而且为美国日后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支持力量奠定了基础，布兰代斯本人也成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位关键性人物。
关键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路易斯·布兰代斯；《贝尔福宣言》；进步主义；美国精神
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又称锡安主义)，专指犹太民族的复国还乡思想。它是19世纪中后期在欧洲犹太人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后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政治运动。1881年后，随着俄国犹太人大规模移民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传入美国，但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在美国发展缓慢。从1914年开始，“人民律师”——德裔犹太人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D.Brandeis,1856一1941)出任一般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务临时执行委员会(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General Zionist Affairs，PECGZA)主席，成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不仅改变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走向，而且使这一运动获得空前发展，使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种边缘性的、小团体性质的运动发展成一种令人瞩目的社会政治运动，为美国日后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支持力量奠定了基础。路易斯·布兰代斯本人也成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位关键性人物。
一、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及早期发展
（一）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溯源
犹太复国主义是在犹太历史以及欧洲历史的背景中形成的社会思潮。众所周知，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曾在巴勒斯坦居住并建国，但随着犹太国家的灭亡，犹太人逐渐离开了巴勒斯坦。历史上，犹太人经历过3次大离散，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当时罗马军队镇压了犹太人大起义，导致150多万犹太人死亡，幸存者几乎全部逃离或被驱离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生存1 400年的历史就此终结。从此，离散的犹太人怀着强烈的回乡愿望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上帝应许之地”一一巴勒斯坦。在犹太人的日常祈祷中，许多祷文提及“你的民族是以色列，你要返回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这种回乡观念使一些散居海外的犹太人采取回到故土巴勒斯坦生活的实际行动一一“阿利亚”(Aliya)。到19世纪中叶，大约有1.2万犹太人回到故土巴勒斯坦生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犹太人“阿利亚”的延续，但它具有了更多的世俗化的政治内涵，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求以现代方式重建犹太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促使民族主义观念在欧洲广泛传播。1848年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欧洲，犹太人从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希望。1862年，犹太思想家摩西·赫斯(Moses Hess)第一次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即从政治上复活犹太国家。二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反犹主义在种族主义理论的支持下重新抬头，欧洲犹太人屡遭迫害，即使改变宗教信仰也无济于事。因此，寻求自我解放之路, 设法取得主权民族地位，并成为犹太民族的历史选择。
与欧洲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不同，19世纪后期的美国不存在以争取政治主权为内容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存在社会性的反犹运动，因此缺乏孕育犹太复国思想及运动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俄国犹太人大规模进入美国之前，占美国犹太人口绝对多数的德裔犹太人主要信仰犹太教改革派。对于这一信仰派别而言，最重要的使命是将犹太教改造成理性宗教，鼓励犹太人同化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寻求所谓的“阿利亚”行动。
犹太教改革派信仰是经由德裔犹太移民传入美国的。德裔犹太人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向美国移民，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美国犹太族群中人丁最兴旺的一支世系，至1881年，美国的德裔犹太人数量约为25万。从波希米亚移居美国的伊萨·怀斯(Isaac Wise)对犹太教改革派在美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移民美国后，于1854年创办了周刊《以色列人》(The Israelite)，广泛宣传犹太教的改革主张，该刊后来成为犹太教改革派的重要喉舌。1857年，他编撰的祈祷书《美国的礼仪》(Minhag America)出版，首次表达了改革派对犹太宗教仪式的看法，其中删除了有关返回巴勒斯坦圣地等传统祈祷文。1873年，他在纽约和辛辛那提把原来的犹太教正统派会堂改成改革派会堂，并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建立了改革派基地。1875年，他又在辛辛那提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培养改革派拉比的学院一希伯来联合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由于美国社会的开放和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犹太教改革派在美国发展得很快，并形成了一种运动。1889年，随着犹太教改革派的全国性组织美国犹太教拉比中央会议(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CCAR)创建，犹太教改革派进入了鼎盛时期，并成为美国犹太人的主流信仰。
从1881年开始，俄国犹太人涌向美国，这对美国犹太社会的人口构成与意识形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犹太人移民美国是俄国境内反犹主义活动导致的结果。1881年俄国南部省份第一次大规模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爆发后，1.9万多名俄国犹太人选择移民美国。此后俄国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周期性爆发，导致越来越多的俄国犹太人移民美国。到1899年，俄裔犹太人数量达到了37万之多，首次超过了德裔犹太人数量。
随着俄国犹太人移民美国，犹太复国思想及组织也传到了美国。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热爱圣山运动(Hovevei Zion)于1882年在俄国南部的犹太人聚居区诞生，这一组织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丹佛、孟菲斯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并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从事慈善活动，帮助贫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同时还创办了意第绪语报纸和学校，传播希伯来文化和犹太复国思想。热爱圣山运动为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897 年，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已达98个之多。这一年，这些组织的代表在纽约开会，宣布成立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acan Zonists, FAZ)，附属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World Zionit Organization,WZO)，开始统一领导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0年后，俄国移民美国的犹太人数量急剧增加，到1914年其总数达到了155万左右，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1903年，俄国最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山劳工(Poale Zion)在纽约建立分支机构，由此犹太复国宣传逐步覆盖俄裔犹太劳工阶层。
(二)德裔犹太人与犹太教改革派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抗拒
从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俄国犹太人的到来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传播，美国犹太社会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支持同化的、富裕的德裔犹太人；另一部分是认同复国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俄裔犹太人。尽管俄裔犹太人在人数上逐渐占据优势，但是德裔犹太人更具经济实力，而且掌控着绝大多数犹太机构特别是慈善机构，因而仍然是美国犹太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德裔犹太人对来自俄国的犹太同胞本身并无恶意，甚至帮助他们摆脱危难，移民美国，但是强烈反对在俄裔犹太人中间传播的犹太复国思想，因为这一思想对他们所倡导的同化进程构成了挑战。著名律师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说:“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向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没有任何人可以从我们这里夺走这些信仰。我们美国犹太人已经认识到美国就是我们的锡安山。”1900年，慈善家兼银行家雅各布·谢夫(Jacob Schiff)到访欧洲，对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释放出的善意反应冷淡，并称：“我不认为，一个人既可以是真正的美国人，同时又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拥护者”。传媒巨头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禁止在他掌控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出现犹太复国主义言论。1901年，著名律师路易斯·马绍尔(Louis Marshall)在演讲中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目标仅仅是诗意的幻想，是“宗教犹太主义的不当延伸”。这些人后来又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犹太世俗机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AJC)的领导者，这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发展相当不利。
德裔犹太人的反犹太复国立场，主要基于他们的犹太教改革派信仰。这一信仰对犹太复国思想及运动相当排斥。1885年，美国犹太教改革派发表《匹兹堡纲领》(Pittsburgh Platform)，明确宣称：“犹太人群体不再是一个民族，而只是一个宗教信仰团体”。1897年，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代表参加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对此，美国犹太教拉比中央大会作出决议，称“我们完全 不认可任何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作出的努力。这样的努力从狭隘的政治和民族立场出发，误解了以色列的使命，但很不幸的是，它已经在首先由犹太先知倡导的人类普世宗教之中广为传播；这样的努力也无益于仍然受压迫的同胞，因为我们的敌人会强调一点：犹太人在他们居住的国家中是异族人”。犹太教改革派领袖伊萨·怀斯在1898年给美国犹太教中央拉比大会的信件中措词严厉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是一种海市蜃楼，是一种病态的陶醉，将以色列人的神圣事业糟践成政客的疯人舞”。在伊萨·怀斯的主张下，犹太复国主义观念被禁止出现在希伯来联合学院的教研活动中，这导致一些教授如亨利·马尔特(Henry Malter)、马克斯·马格里斯(Max Margolis)、朱丹·马根斯(Judah Magnes)和马克斯·苏勒辛格(Max Schlossinger)等被迫辞职，因为这些人曾在学院的学报上发表犹太复国主义言论。
尽管犹太教改革派中也有一些拉比认同并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如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官方刊物《马卡本》(Maccabean)在1907年曾以较大的篇幅报道了古斯塔夫·戈特希尔(Gustav Gottheil)、伯恩哈德·费尔森瑟尔(Bernhard Felsenthal)以及马克西米连·海勒(Maximilian Heller)等3位改革派拉比“改宗犹太复国主义”的消息，但整体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裔犹太人与犹太教改革派主导的美国犹太社会坚持认为，美国犹太人需要的是融入美国社会，而不是幻想建立犹太国家，忠诚于美国与忠诚于犹太民族二者不可兼得，“双重忠诚”会对美国犹太人的同化进程造成干扰。这种反犹太复国的立场，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使然，而且也是对当时美国社会要求同化移民、建构“民族大熔炉”呼声的回应。作为俄国反犹主义受害者的俄裔犹太移民虽然在情感上倾向于支持复国运动，但初来乍到，当务之急是摆脱贫困，而不是参加社会运动，因此对复国运动的实际支持比较有限。
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仅有1.2万名会员，占美国犹太人口的比例不足8%，每年的活动经费只有1万多美元。这些数据表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尚处于边缘位置。
二、布兰代斯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结缘
路易斯·布兰代斯出生于富裕的德裔犹太移民家庭，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他的父母都信仰犹太教改革派,，对自身的犹太身份看得很淡，这对路易斯·布兰代斯也产生了影响。长期以来，布兰代斯对犹太人事务不感兴趣，因此未加入任何犹太教会堂，与他过从甚密的朋友都是非犹太人。他赞成犹太教改革派的同化主张，认为犹太人应该同化于美国社会。1905年他在纪念美国第一批犹太人定居新阿姆斯特丹的演讲中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于保留独具特色的传统因素，但是这些传统因素与同胞们的美国观念是不一致的，这会导致不忠诚。”
布兰代斯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已年逾五旬，这在当时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他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参与这一运动？个中原因比较复杂。
（一） 进步主义运动与“穆勒控诉俄勒冈州”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兴起，其矛头直指垄断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弊端。布兰代斯积极投身这场运动，并以法律为手段推动社会改革，因为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民主应建立在社会正义的持续进步之上。布兰代斯在著名的“穆勒控诉俄勒冈州”一案的诉讼过程中展现出进步主义立场。
1907年，一位名叫穆勒的雇主对俄勒冈州妇女10小时工作日法令提出异议，并引发广泛争议。应全美消费者联盟的请求，布兰代斯出面为该法令辩护。在诉讼过程中，布兰代斯认识到仅靠法律逻辑和先前的判例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用社会科学研究的证据和医学文献说话，以唤起法官的良知和公众的注意。布兰代斯的这种诉讼方法在当今的法律实践中极为寻常，但在 当时却显得非常激进。在提交给法庭的长达104页的辩护状中，布兰代斯仅用2页篇幅进行通常的法理推理和判例援引，剩下的102页全部用来说明妇女长时间劳动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其中他引用了数百种资料来说明俄勒冈州10小时立法对于保护妇女的健康、安全和道德感是不可或缺的。最终，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布兰代斯的诉讼请求,裁定俄勒冈州10小时工作日法令符合宪法精神，并第一次承认需要用事实来证明社会立法是否合理。
经此一案，布兰代斯赢得了“人民律师”的美誉，他同情弱势群体、追求社会正义的声名在全美广泛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布兰代斯的进步主义立场以及调解劳资纠纷的法律实践，为他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埋下了伏笔。
（二） 纽约制衣工人大罢工
在布兰代斯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过程中，1910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年，纽约爆发制衣工人大罢工事件。当时纽约制衣工厂糜集在下东区的“隔都”(Ghetto)，所雇佣的工人多是从俄国移民至美国纽约的犹太人。布兰代斯受纽约制衣工会之邀，负责调解犹太雇主与犹太劳工之间的矛盾，并最终获得成功，为纽约制衣行业草拟了著名的《和平协议书》(The Protocal of Peace)，这份协议书后来成为美国整个制衣行业拟订雇佣合同的法律参考文本。在调解过程中，布兰代斯第一次与俄裔犹太人打交道并深有感触。他对友人说：“从这些俄国犹太移民身上，我看到我们犹太民族热爱解放与自由，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与追求社会正义的勇气。”俄裔犹太人展现出来的这些精神特质正是布兰代斯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所追求的东西。1914年，布兰代斯自称，他关注犹太复国主义源于他调解这起大罢工事件。
在调解这起罢工事件的过程中，布兰代斯结识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雅各布·德哈斯(Jacob de Hass)，后者在布兰代斯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哈斯是一位英裔犹太人，是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秘书，并在1899年的第三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当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宣传委员。1902年，经西奥多·赫茨尔推荐，德哈斯前往纽约担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秘书长，指导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4年赫茨尔去世后，美国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陷入一盘散沙的境地，德哈斯心灰意冷，离开纽约，前往波士顿创办《犹太拥护者报》(Jewish Advocate)。1910年纽约制衣工人大罢工事件爆发后，德哈斯采访了布兰代斯。布兰代斯表示，自己对犹太复国主义虽未深入了解，但是同情犹太复国事业。这番表态让德哈斯喜出望外。同时,布兰代斯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享有的个人声望让德哈斯认定，布兰代斯可以带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走出低谷。此后，两人交往频繁。经德哈斯的引见，布兰代斯结识了更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12年2月，布兰代斯在波士顿会见了从巴勒斯坦远道而来的农艺学家阿隆·阿隆索恩(Aron Aaronsohn)，后者指导了巴勒斯坦阿特利特农业试验站的工作，培育出适合沙漠种植的耐旱小 麦。布兰代斯被阿隆索恩的工作深深吸引，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拓荒者是勇敢的、勤劳的、未堕落的一群人。从巴勒斯坦犹太定居者身上，他看到了早期的“美国精神”(Americanism),称这些定居者是“犹太清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种清教徒式的运动，作为清教徒后代的美国人，应该不难理解和同情我们”。从这一年起，布兰代斯开始参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活动。
(三)与美国犹太社会德裔领导层的矛盾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德裔犹太人一直是美国犹太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他们掌控着美国大大小小的犹太机构，按照自治原则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事务，并参与美国各级政府有关犹太人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布兰代斯作为有名望的德裔犹太人，却一直被排斥在美国犹太社会的核心权力圈之外。
1913年，布兰代斯与德裔犹太人主导的美国犹太社会领导层公开决裂。由于布兰代斯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首次竞选总统过程中出力不少，威尔逊入主白宫后，考虑将布兰代斯吸收进内阁，委以内政部长一职。但是，身为美国犹太社会领袖的银行家雅各布·谢夫给威尔逊写信称，美国犹太社会领导层不认为布兰代斯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犹太人，吸收布兰代斯入阁会引发麻烦，因为布兰代斯公开宣示同情劳工的左翼观点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可能会导致反犹主义在美国蔓延，使美国犹太人陷入不利境地。威尔逊正式上任后，迫于各方压力取消了对布兰代斯的任命，这让布兰代斯颜面尽失&这件事更加坚定了布兰代斯倒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决心，并且布兰代斯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借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反击美国德裔犹太人独断专横的家长作风。
(四)出任一般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务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陷入混战。由于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分属各交战国，他们对犹太复国事业的忠诚受到怀疑，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因此陷入分裂。而当时处于东欧和近东战争地带的大批犹太人急需要救助，这就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犹太机构承担起救助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美国尚未参战,其中立地位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青睐。在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的支持下，1914年8月20日，一般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务临时执行委员会在纽约成立，布兰代斯由于其自身的声望以及对威尔逊政府的影响力而被推选为主席。临时执行委员会同时也领导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这样，布兰代斯实际上也就成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从而宣告他完全投身犹太复国事业。1916年，布兰代斯当选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辞去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转至幕后继续领导美国犹太主义复国运动。
1915年3月25日，布兰代斯在美国东部犹太教改革派拉比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犹太问题》(The Jewish Problem)的著名演讲，提出重建犹太国家是解决欧洲和俄国反犹主义以及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同时也是复兴犹太精神的途径之一。他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寻求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是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长久以来渴望回到巴勒斯坦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实;他们相信只有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才能得到保护,免受分裂力量的影响，从而实现完全凝聚，也只有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精神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然的发展；他们相信为那些愿意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争取机会，所有犹太人都会因此获益，长久以来复杂的犹太问题会得到最终解决。”
三、布兰代斯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改造
从1914年路易斯·布兰代斯当选一般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务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开始至1918年，布兰代斯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行了成功改造，这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布兰代斯通过成立专业精英团队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施监管
鉴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及其各地分支机构长期以来在行政管理与财政程序上存在诸多问题，布兰代斯在上任伊始就成立了一支隶属于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专业的精英团队，其成员包括社会思想家豪莱斯·卡伦(Horace Kallen )、财政专家埃杰尼·梅耶尔(Eugene Meyer)、波士顿富商路易斯·考斯汀(Louis Kirstein)、女权活动家玛丽·费尔斯(Mary Fels)、著名律师罗伯特·索尔德(Robert Szold)、颇具包容精神的犹太教改革派领导人斯蒂芬·怀斯(Stephen Wise)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菲力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这个精英团队定期给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各地分会发去信函和工作指南，同时要求他们每周每月都要汇报资金募集和会员注册情况，并以此为根据对所有会员进行目标考核，借此来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施监管。
在布兰代斯看来，资金募集能力与会员数量是衡量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功与否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由于与欧洲断绝了联系，面临经济困难。更糟糕的是，1914年12月奥斯曼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一方作战后，对从交战对手俄国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充满狐疑，勒令他们离开巴勒斯坦，这导致1.8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离开定居点。尽管奥斯曼土耳其驱逐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行动在德国政府的强烈干预下而中止，但随着英国在近东发动加里波利战役,战火燃烧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处境越发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布兰代斯带领他的团队奔走全美,向各方说明救助巴勒斯坦犹太人对犹太民族的重要意义。1915-1916年，布兰代斯在各地演讲高达百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共筹集225.7万美元用于救助巴勒斯坦犹太人，其中布兰代斯一个人就捐赠了17万多美元。从此，美国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财政中心”。相比以往，225.7万美元无疑是天文数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5年中，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募集到的资金总共不到17万美元。与募集资金能力空前强化形成呼应的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会员数量急剧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的注册会员仅有1.2万，而到1918年注册会员则达到了 17.6万，增幅近15 倍。
（二）布兰代斯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
1. 重新定位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犹太人普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犹太社团给每个犹太人出5美元路费并将他们送往巴勒斯坦故土的行为。布兰代斯改变了这 种成见。他强调，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为争取犹太民族权利而付出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高尚努力，而不是强迫美国犹太人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回到巴勒斯坦圣地，也就是说他不要求美国犹太人采取“阿 利亚”行动。1915年，布兰代斯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全世界有1 400万的犹太人，而巴勒斯坦最多只能接受其中的1/3，所以要求每个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是不现实的。犹太复国主义在本质上是给予犹太人更多的自由，其目标在于使犹太人能够享有世界其他各民族都享有的权利……小民族应该享有与大民族同等的权利，就像如今爱尔兰、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享有与英国、德国平等的权利一样”。布兰代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定位比较务实，有助于打消美国犹太人的误解与疑虑，从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支持复国事业。
2. 使犹太复国主义美国化。在布兰代斯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合理性的源泉在于它与“美国精神”紧密相关。他认为：“美国20世纪以来有关民主、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正的观念实际上都是古老的犹太民族的观念，我正在追求的东西本质上是属于美国的，也是属于我们犹太民族的。”1915年他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说道：“通过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奋斗，美国的民主精神、社会正义的理念以及自由观念将会进一步发扬光大”，进而主张把“美国精神”移植到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中去，因为巴勒斯坦荒凉、衰落的症结在于“人类的暴政”，需用“美国精神”使巴勒斯坦重新开化。从布兰代斯的这些理念中不难看出，他所主张的犹太复国主义是美国式的，而不是犹太式的，它更多地从美国进步主义理念中寻求支持，而不是从《圣经·旧约》和其他犹太教经典中寻求支持，从而使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与欧洲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呈现出巨大差别。
布兰代斯将犹太复国主义美国化，解决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存在于美国的合理性问题，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当然，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指责犹太复国主义美国化是对犹太主义传统的严重偏离。哈伊姆·魏兹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指出，布兰代斯所主张的复国主义是一种“没有锡安山的复国主义”,缺少“犹太人的心”。也有当代学者认为，“将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主义与所谓 '美国精神'结合在一起是有些不符合逻辑的。布兰代斯的言论之所以能够获得认同，主要是由于这些话是布兰代斯说的，大家才信以为真”。然而，从积极方面来看，由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需要更多的支持者，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弱点反倒变成了一种聪明的宣传手段。通过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美国精神的荣耀结合在一起，布兰代斯有效地使运动的反对者失去支持乃至改变立场。1917年8月， 雅各布·谢夫向犹太青年演讲时表示，他赞同犹太复国主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摧毁了欧洲古老的犹太人中心，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变成犹太人的家园有了合理之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精神与文化可以得到培育，从而免受物质主义的腐蚀”。9月，谢夫请求加入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但布兰代斯认为谢夫要求加入联合会是投机行为，因而拒绝了他的请求。
3. 借助文化多元理论解决“双重忠诚”问题。“双重忠诚”问题长久以来困扰着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如前所述，美国的犹太教改革派拉比以及归化的德裔犹太人长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鼓吹回归锡安山与对美国忠诚是相违背的。在解决“双重忠诚”问题时，布兰代斯得到了社会思想家豪莱斯·卡伦的帮助。1913年，卡伦得知布兰代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越发浓厚之后，便给他写信。在信中，他描绘了在巴勒斯坦建设公正社会的蓝图，勾勒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哲学框架。后来，他应布兰代斯要求写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正式报告——《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特征》(Th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Zionism) 。在这份报告里，卡伦指出，尊重文化多元与爱国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族群多样性以及对这种多样性的尊重是美国力量的源泉，也是美国自由精神的体现，“正如在乐队的演奏中每一种类型的乐器都有它独特的音色和音调，也正如每一种乐器都有适合自身的旋律和主题，社会中的每一个族群都可以是自然的乐器，它们之间的协调与不和谐都是文明交响曲的组成部分”。卡伦的文化多元理论为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持。1915年布兰代斯在美国独立日演讲中称:“通往进步的道路存在于差异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同质化之中……多层次的忠诚是客观存在的，只要这些忠诚互不抵触即可。”布兰代斯认为，忠诚于美国与忠诚于犹太民族之间不存在冲突，“要成为一个好的美国人，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更好的犹太人；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犹太人，我们就必须成为复国主义者”。布兰代斯的犹太复国主义从文化多元理论中汲取了力量，有助于解开“双重忠诚”这一死结，从而使“复国论”与“同化论”之间达成妥协具有了可能性。
布兰代斯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改造是成功的。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被动员起来，投入这一 运动之中。经过布兰代斯的改造，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较以往更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大大提升了影响力，并解决了长期困扰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些难题，增强了这一运动的合理性，使这一运动更易于被美国犹太人甚至非犹太人理解和接受，从而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正如美国《哈珀周刊》 (Harper' s Weekly)的主编诺曼·哈普古德(Norman Hapgood)在1915年撰文所言："由于布兰代斯，犹太复国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一种时尚”。
四、布兰代斯与《贝尔福宣言》的发布
《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是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Arthur J. Balfour)针对犹太问题草拟的一份宣言，试图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从根本上解决犹太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长期受迫害与歧视的问题。这份宣言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走出低谷、重获生机。布兰代斯不仅深度参与《贝尔福宣言》的制定，而且在其发布过程中还充当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沟通媒介，为这一宣言的成功发布扫除政治障碍。
(一)《贝尔福宣言》的制定与发布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布兰代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改造是成功的，然而人力物力保障与思想动员只是必要条件，要真正实现复国目标,就必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布兰代斯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哈伊姆·魏兹曼紧密合作，以“秘密外交”的方式，为《贝尔福宣言》的制定与发布做了大量的关键性工作。
1914年，布兰代斯第一次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讨论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威尔逊对犹太人依恋巴勒斯坦圣地的情感表示钦佩，同时也认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会使美国获益，因为一方面当时美国国内要求实行移民配额制的声音越来越大，回归巴勒斯坦为数量庞大的俄国犹太人提供了另一种移民选择，可以缓解美国接受移民的压力；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方案，可以把犹太人长久以来的挫败感引向建设性的尝试，以防犹太人走上反社会或者革命的道路1917年春，布兰代斯获悉，英国政府已经与哈伊姆·魏兹曼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宣布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英国政府开出的条件是，要求全世界犹太人支持协约国对奥斯曼土耳其作战，并支持英国在战后托管巴勒斯坦地区。在美国以协约国身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兹曼给布兰代斯写信称，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正在负责拟订一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宣言，请求布兰代斯与威尔逊 总统进行沟通，让威尔逊发表声明支持这份宣言。魏兹曼解释道:“威尔逊总统的声明会增强我们的行动力。”
从英国政府本身来讲，发布这样的宣言也需要美国政府的支持，因为美国与英国已经在战争中结盟，英国在事关战争走向的重大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会使双方的盟友关系出现裂隙，会使刚刚走出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产生不信任感，不利于整个战局1917年4月底，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抵达华盛顿，他此行的一个重要日程安排就是与布兰代斯举行会谈。在华盛顿，他与布兰代斯探讨了如何草拟宣言以及获得美国政府支持的办法。5月6日，布兰代斯从英国驻美大使斯普林·莱斯(Spring Rice)那里拿到《贝尔福宣言》的草稿后，立即拜见威尔逊总统。威尔逊总统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受英国政府保护的犹太政权，“无论何时，只要你觉得时机合适，那我就发表支持声明”。
美国国务院的态度却使威尔逊总统陷入踌躇。美国国务院认为，支持《贝尔福宣言》就等于否认了奥斯曼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从而冒犯奥斯曼土耳其，使美国在中东的商贸利益以及传教事业受到损害。从商贸利益方面考虑，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近6万犹太人对美国而言显然不如巴勒斯坦周围数百万阿拉伯人重要。从传教事业方面来看，美国新教传教团在奥斯曼土耳其苦心经营了近10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建立163座教堂和450所学校，并在贝鲁特等地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如果冒犯奥斯曼土耳其，这些传教成果将毁于一旦。
尽管1917年3月奥斯曼土耳其率先对美国宣战，但美国方面基于上述考虑一直保持克制，既未冻结奥斯曼土耳其在美国的资产，也未驱逐旅美的奥斯曼土耳其公民。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当时正在考虑与奥斯曼土耳其实现和解的方案——“摩根索方案”(The Morgenthau Plan)，该方案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保证奥斯曼土耳其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摩根索方案”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 是极为不利的。英国方面认为，应该尽快发布《贝尔福宣言》,再拖延的话形势会变得更加复杂，当然其前提仍然是美国方面要发表一份支持《贝尔福宣言》的声明。1917年7月18日，英国政府将《贝尔福宣言》的最新版本电传给布兰代斯。布兰代斯将这份宣言的新版本通过总统政治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交与威尔逊审阅。威尔逊征求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的意见，兰辛对威尔逊总统说:“美国不要同土耳其人作战，也不要卷入英国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制定的有关巴勒斯坦的方案，因为我们不会从中得到好处”。威尔逊勉强同意了兰辛的看法。9月10日，他让兰辛告诉英国政府，当前并不是要求美国履行责任的合适时机。
美国的态度令英国方面感到不安。魏兹曼接二连三地向布兰代斯发去电报，寻求帮助。布兰代斯在9月23日拜会了爱德华·豪斯。在这次会见中，布兰代斯竭力强调，英国政府极为看重威尔逊总统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这涉及英国的核心利益。豪斯同意与威尔逊总统重新考虑这件事情。不久，豪斯通知布兰代斯:威尔逊总统对《贝尔福宣言》完全理解，只是不能要求美国在其他协约国政府同意该宣言之前草率地发表支持声明。威尔逊的态度让布兰代斯看到了希望，因为当时法国、意大利等主要协约国已经同意这份宣言。他立即给魏兹曼发去电报，告知威尔逊的态度有所转变。魏兹曼又两次给布兰代斯发去电报，要求从威尔逊总统那里得到某种明确的支持。10月13日，布兰代斯与豪斯见面，后者承诺尽快与总统讨论此事。当日下午，威尔逊总统给豪斯写了个便条，其内容是“我发现我口袋里有一份你留与我的有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备忘录。我担心我没有说过我赞同他们提出的方案。我说过的。如果你想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我表示感激”。便条上的信息很快传到了伦敦，英国方面如释重负。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正式发布，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信仰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
(二)《贝尔福宣言》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影响
《贝尔福宣言》的发布，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注入了强心剂，推动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犹太人投身犹太复国事业，并采取实际行动，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而努力，犹太复国思想也最终成为美国犹太社会的主流观念。
1917年底，2 700多名美国犹太人报名参加犹太军团，奔赴巴勒斯坦前线与英军并肩对土耳其作战，这是1 800多年前发生第3次大离散之后犹太人第1次组建自己的军队参加战斗，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1918年，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在匹兹堡召开全国大会，并将自身更名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ZOA) 。布兰代斯和豪莱斯·卡伦共同为该组织草拟了纲领性文件《匹兹堡计划》(Pittsburgh Program)，该计划宣称致力于推动巴勒斯坦的犹太家园“实现政治平等和公民权利的平等；共同占有土地、自然资源和社会设施；在商业、农业、工业领域实行合作；实行免费教育；禁止土地投机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压迫；禁止种族、性别和信仰歧视”。这一计划勾勒了一个颇具理想色彩的犹太家园，充满吸引力。这一年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骤增5.5万名会员，创下了年度会员增长纪录。1918年12月，更具代表性的组织一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在费城成立。它取代德裔犹太人掌控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犹太世俗机构，并于1919年派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有关犹太人事务的讨论。这个机构的代表由全美成年犹太选民根据“一人一票”原则选举产生，结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压倒性优势大获全胜，占据了该机构 3/4的代表席位，这表明犹太复国主义观念已经深入美国犹太人的内心。
总而言之，《贝尔福宣言》的发布是美国以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虽然并未明确宣布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政权，但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打开了大门，也为犹太人日后在巴勒斯坦建国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鼓舞了全世界犹太人为最终实现复国目标共同奋斗，使低谷中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迎来重大转机。
犹太教改革派运动的形成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是美国犹太社会史上两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而犹太教改革派运动则主张同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张复国，这两种解决“犹太问题”的不同思路之间的较量在一段时期内曾困扰美国犹太人，也阻碍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发展。
路易斯·布兰代斯参与并领导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成功地改造了这一运动,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增强了它的合理性，从而推动其快速发展。经过他的改造，这一运动增强了组织性与纪律性，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他从意识形态方面入手,重新定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使这一运动美国化，并借助多元文化理论缓解了“同化论”与“复国论”之间的紧张，使这一运动更适应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从 而为美国日后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支持力量创造了条件。布兰代斯还充分利用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私人情谊，成功游说美国联邦政府支持《贝尔福宣言》，使犹太民族的命运迎来重大转机。历经2 000多年离散史的犹太民族看到了回归巴勒斯坦故土的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讲，布兰代斯抓住了有利的历史时机，开创了美国犹太社会史上的“复国主义时代”。他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做出的贡献，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们也应该看到，布兰代斯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之所以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要原因在于他是进步主义理念的忠实实践者。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与进步主义之间存在共通性。从本质上讲，布兰代斯的犹太复国思想是一种带有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印迹的意识形态。他所矢志追求的，是将所谓“美国精神”移植到巴勒斯坦，并以这一精神为指导，重建犹太民族家园。也正因为如此，布兰代斯的犹太复国思想呈现出理想化色彩和简单化倾向，难以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各派别的共识。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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